阿勃斯和她的照相机
她的摄影生涯只有十年，前面的37年她都在扮演乖女儿、好妻子和好妈妈的角色，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她开始找寻自己。在47岁那年（1971年）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文字记载那一场面。
黛安・阿勃斯生于1923年3月14日，美国纽约。黛安非常具有艺术天分，嫁给了演员阿兰・阿勃斯（Allan Arbus，代表作有《法外柔情》、《恋爱中的利伯曼》、《乔什和山姆》等），她的摄影技术便是从丈夫那里学来的。他们俩在时装摄影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很快，黛安便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方向——拍摄生活在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的纽约的边缘人。在她的镜头下，这些自然状态下未经修饰的不同寻常的人物肖像成了那一时期纽约这座城市的独特而有趣的剪影。
她被当时的业界称为“不道德的摄影师”，只因为她拍摄的对象是社会边缘人，真正的边缘人。当然，还有“正常人”“不正常”的一面。“畸形人有一种传奇性的特质，就像一个神话故本里的人物，阻挡在你面前，逼你回答一个谜语。” 阿勃斯在一个演讲会上这样说， “大多数的人都在惧怕未会将会受到什么创伤，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过了生命的考验。”对于一个出身纽约犹太富商家庭的富家女而言，她对奇异、怪诞世界的好奇和探索，或许可以解读为一种对主流社会的反叛，或者说抗议更为贴切。她用镜头带领人们关注到社会边缘人，用照片迫使“正常人”们去正视弱势群体是为人的尊严。她镜头下的畸形人——巨人、诛儒、低能儿、残障者、变性人……没有一个是面目悲伤的。正如她所说，畸形人与生俱来的特征，注定了他们在主流社会里的悲剧性，而这些人的生活本身即已是对生命考验的嘲笑。
烫卷发的男孩，纽约西20街，1966
触动我的不是这些看似怪诞的照片，而是Arbus隐藏在这一张张影像背后的诚实与慈爱。诚实是对自己的，慈爱是对他人的。在所有一切标签（女人男人妈妈妻子女儿丈夫职业头衔）之前，你只是一个人，探寻作为一个人本身的意义先于其他。
一名犹太巨人和他的父母，纽约，1970
拿玩具手雷的畸形儿，纽约中央公园，1962年
Arbus用十年之功拍摄《巨人和他的父母》，Arbus与她镜头下的人物有对话，也有感情联结。她试图走进拍摄对象的内心，捕捉他们个性中最具张力的那一面。就像她单单挑出《拿玩具手榴的畸形儿》这卷胶卷中的一张，而没有选小男孩开心嬉闹的那些底片。在Arbus看来，“人常常要装出一个正常的样子让别人了解，而别人却往往看到你不正常的一面。”Arbus所要表现的也正是这些，“她拍出常态中的畸形，畸形中的常态。”摄影对Arbus来说是一种意图，而非纪录：“对我而言，相片的主题永远要比相片本身来得重要，而且复杂。我对相片是有感觉，可是我并没有觉得什么了不得。我在乎的是这张相片是关于什么的。”Arbus死后，她的情人、同事、导师马文·伊斯拉尔（Marvin Israel）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提到，“对Diane来说，最具价值的不是拍摄本身和拍摄对象，而是整个过程和体验……”。
当印裔社会学家Sudhir Venkatesh（素德·文卡特斯）用field work做工具探索芝加哥黑人帮派群体时，Arbus用她的镜头去关注主流社会的“隐形人”。他们都是将自己放在他群体之中，放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弱势群体之中，关怀并体悟他者。我欣赏一切能够扔掉有色眼镜看待世界的人，这需要有跳脱自己、挑战权威、尊重弱者的智慧和勇气。
谁又能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异常呢？我们大多数的所谓的常识是建立在已有知识基础上的“想当然”，而知识并不都是正确的，常识并不都是合理的，被歪曲塑造的不合理的常识不该得到延续。这样的常识，诸如“人种”的划分、西方中心主义的标杆、女性要更多地照顾家庭等等，是人类文明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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