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生在陕西榆林市的产妇跳楼身亡事件，由于家属和医院双方就“谁拒绝了剖腹产”这一关键环节各执一词，使事件陷入了扑朔迷离。这件事情的爆发，再次把医德跟医闹两个词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以前，在医疗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对医生护士们充满敬佩，因为他们能救死扶伤，在岗位上日以继夜的奋斗，不辞劳苦地在死亡边缘上挽救一条又一条的生命，我们都尊称他们为白衣天使。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医疗领域突破性的进步，促使一波又一波的人投身到领域当中去，拯救生命是他们成为医生护士的动力。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可能有些是在某些的特定制度下报读医学专业。家庭的耳濡目染让他们做医生护士，为的可能只是一份“安稳”、“福利”的职业罢了。一位家长明知道自己的女儿怕血，却强迫她学了医学，导致在手术台上晕血耽误了主治医生的手术进程，让病人无缘无辜丢了性命，连同主治医生一起受牵连。一个医生对病人做完手术后，缝合伤口的时候竟然把手术刀留在了病人的胃里却没有发现，导致病人10几年来胃痛难受。一个护士给病人连续打针都找不到血管，这也能做护士？一个医生开错药给病人，导致病人无辜死亡，这就是专业？
以上的医生护士的失误仅仅是“医德”当中的冰山一角，但是却衍生出“医闹”这个名词，所以演变成了如果发生命案，老百姓一部分人都以为都是医生、医院的过错，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医生护士，曾经的“白衣天使”变成了“白事恶魔”。
陕西榆林市的产妇跳楼身亡事件,死者家属和医院双方各执一词，其中的真相单凭一个监控给不了任何证明。孕妇下跪的原因，家属方面是说，孕妇要求剖腹产，但是医生方面坚持顺产，无论怎么哀求都不肯答应。而医院方面的回应就是要求产妇进行剖腹产，而产妇家属却不同意。究竟双方谁说的话是真的呢，答案不得而知。
“是谁拒绝了剖腹产？”成为了本次事件真相最大的关键。
我们从主导医生的角度去讨论，以医生的专业角度来看，当产妇属于顺产或者剖腹产，完全是医生根据产妇呢的身体状况来定，诊断结果、状况评估、风险评估、医疗措施的决策和实施都主要由医生主导，医疗对象（病患或者产妇）往往只有陈述权、建议权、知情权和同意权。当确诊为不能顺产要剖腹产的时候，主导医生是有绝对的决定权的。但是从画面当中来看，医生却迟迟不肯行动究竟了为了什么？从主导医生的本身找原因，医生确实存在误诊误判的可能性。比如，对于无法顺产的情况，医生可能错误判断为可以顺产；哪怕没有错误判断，也有可能对于疼痛超出产妇生理承受极限估计不足。
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来自医院的阻力，因为连年来我国的剖腹产占比持续走高，不但超过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超过了科学合理的比例。一些医院为了方便省事和高收费，不加节制地提高剖腹产比例。近些年来，这种乱象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作为一种纠偏措施，确实很难排除个别地方主管部门对医院进行“窗口指导”，甚至下达顺产指标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这种“窗口指导”和行政指标过于简单生硬，甚至导致了另一种极端，使真正需要剖腹产的产妇得不到及时手术，危及健康和生命安全，那么由此暴露的监管机制弊病就应该及时修正，防止出现新的悲剧事件。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来自家庭的阻力，目前医院和医生对家属过度的权利让渡，是在医疗纠纷尤其是“医闹”频发的背景下，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过度检查、重复检查、保守治疗、对家属过度的权利让渡，都有可能缘于医生自我保护的考虑。这一点涉及医疗体制机制、法律政策，医护人员的从业环境，社会舆论氛围等系统性问题，要解决起来更加棘手。还有就是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剖腹产成为了一个“圈钱而对婴儿有害的”谋财方式，有些人认为顺产更有益于妇婴健康，哪怕面临难产的情况下仍然固执己见。有些人可能考虑经济负担问题，因为剖腹产费用更高。还有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错误认知或者封建迷信观念，哪怕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仍然拒绝剖腹产。
正是以上的边缘性，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种种原因，医院、医生、家属都在为保护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变得犹豫不决，却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产妇跳楼惨死，一个新的生命还来得及来到世界上就去了天堂，这又是谁的过错呢？假如只要医生（医院）、产妇和家属三方的权利之间能够形成合理的平衡制约，家属不掌握“一票否决”的绝对权利，这些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不足以成为阻止剖腹产的决定性力量。但愿以此事为诫，与医疗过程相关的各方能够主动作为，修补上述的种种缺陷和漏洞，杜绝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其中谁对谁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因为说谎的那个谁着时间的推移，证据的收集，慢慢就露出马脚的，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在中国的监控上都能录制声音，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的查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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