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冒险家能从最新科技中汲取助力:能站在地球的任何一处与外界通信，哪怕是珠峰之巅；能从大大小小的资助入那里获得财政支持。但是，现代化带来的便利虽多，却无法彻底消除探索行动的危险性。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现代冒险家与他们的先辈并无不同。他们亲身犯险，唯有如此才能诱捕毒蛇，抑或从山顶冰川钻下深井。若不幸这份事业没能得到科学界的认可，他们还可能遭到同僚的批判。有时，他们甚至需要自掏腰包，让探索之旅得以继续。从本期开始，我们将用一年时间刊登目险家年度特辑，介绍这些挑战极限的勇者。
特里普·詹宁斯在世界各地的河流中挥桨跃过滔天白浪，并于2008年首次在以水流湍急而著名的刚果河下游完成顺流下降。如今这个30岁的美国俄勒冈人以双腿、摩托车和飞机为交通工具，背负着环保使命前往世界各个偏僻角落，他的工作包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搜集大象粪便，并根据DNA绘制出大象分布图，以追溯偷猎者所售象牙的源头；去年夏天，他还对一种濒临灭绝的阿拉斯加鲑鱼的迁徙行为进行了记录。
迈克是个很有天赋但也疯劲十足的飞行员。我们飞行在河面上方3米的地方，两旁都是高达60米的树木，场面十分骇人。整个过程中我都紧盯着iPad屏幕，上面是安装在飞机上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有时候感觉像是在玩电子游戏。而在划皮划艇的时候，起码我还有点掌控感。
前往那些还未遭破坏的地方，对它们进行记录并将其展示在世人眼前，以便让它们保持完好的原初状态，这些行为是十分重要的。
在刚果，我曾被人持枪威胁，脸贴沙土趴在地上。我最后一次在那里逗留期间，一名军阀向在该区工作的所有环保人士发出死亡威胁。
我想我可能不那么惧怕死亡。但即使如此，我也不想死在探险途中。我希望自己能在床上寿终正寝，而不是死在野地里的飞机上，或者被盗猎者枪杀。
佐尔坦·塔卡克斯小时候生活在匈牙利时，就对蛇着迷，如今仍然兴趣不减。他是一名毒素专家，造访过一百多个国家，捕捉了数千只爬行动物，并搜集它们的毒液进行筛査，以确定这些毒液能不能制成救命药物。而他本身是对毒液过敏的。
听我说，我喜欢我的生活，我不想死。我很爱我的家人，因此我得格外小心，因为我有三个同事都是因为被蛇咬伤而丧生。我最不希望发生的情况就是，有一天我再也回不来了。
一共六次。15岁时第一次被蛇咬，最近的一次是2008年在巴西境内的亚马孙河流域，咬我的那条蛇毒性不是特别强，但我还是在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爆发了恐怖的过敏反应。
我的終极目标是将毒素付诸医疗用途。人们已经从毒素中提取出十几种药物，其中一部分是可以救人性命的。如果有人发作致命的心脏病，有三种药物可供选择，其中两种源于爬行动物的毒液。世界上有十万种有毒动物，含有2000万种毒素，可以想见其中可能找到多少种药物。
没有固定的模式。我前往世界的偏远角落，驾驶小型飞机，进行水肺潜水，睡在雨林或者沙漠里。面临的障碍多种多样：病毒感染、鳄鱼、内战、山体滑坡、海盗等等。我曾经过监狱，被大象追得到处跑，还被眼镜蛇的毒液喷到过。
也不能这么说。实验室为我的工作赋予意义。在实验室里可以率先见证大自然经过数亿年时间造就的机制。我们对这些信息进行实验与研究，从而将毒素完善至可供医学应用的程度。但首先要获得这些毒素。对。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登登上飞机，飞至雨林，打开手电，然后开始一晩上的毒蛇搜寻之旅。
朗尼·汤普森在过去的38年中攀爬了从秘鲁到中国的座座山顶冰川，从冰层深处获取有关气候的重要数据。数百米厚的冰川中可能含有长达数干年的信息，这些信息都蕴含在一层层的积雪和旱季的尘土中。有人说，如今在世的人当中，汤普森在海拔5500米以上的高度待的时间最长一一根据最后一次统计，一共1099天。他搜集到的数据显示，地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暖，导致冰川融化，因而他那充满危险性的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和急迫。汤普森的下一站是西藏，他相信自己能在那里找到地球上最古老的冰层，可能有上百万年历史。
我们在喜马拉雅山中的达索普冰川钻孔时在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方待了六周。登山运动员是不会这么干的。
将6吨重的露营装备和钻孔器械运到7000米以上的高度确实是一项挑战。另外还有闪电。我是说，钻孔机简直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避雷针，而我们就与这避雷针近在咫尺，曾经有闪电击中我面前3米远的地方。当然还有雪崩，大型暴风雪，强风。有时候会被困在原地三四天的时间，有时候会被大风吹走。我能活到64岁已经觉得很幸运了。
如果我早知道自己有心脏病，还会爬这么多山吗？不知道。我父亲41岁时死于心脏病发作，充血性心力衰竭是遗传病。也许是因为经常登山我才活了这么久。
我已经去过秘鲁的奎尔卡亚冰帽26次了，每次回去感觉都像是造访一个临终的癌症病患。你明知已经没有希望了，只能眼看着它消逝。因此我的工作已经变成一场抢救行动——在历史永远消失前，将它记录下来。
我们往往只关心当下的事情，这是人类的天性。当人们因为火灾、干旱和龙卷风而失去房屋或者庄稼，当他们失去自己辛苦换来的一切时，他们会说，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而这现象如今已经在发生。
雅罗斯拉夫·弗莱格于1990年发现自己感染子一种通常在猫身上生活和繁衍的寄生虫——弓形虫。这名捷克进化生物学家了解到，这种寄生虫通常是通过猫砂或污水从猫咪身上转移到人体，但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猫与猫之间传播的方式——以老鼠为媒。弓形虫感染到老鼠身上以后，会劫持它的大脑，让老鼠变得更活跃，敢于冒险，甚至会被猫尿的味道勾起性欲——总之会增加被猫吃掉的几率。这些信息让弗菜格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或许弓形虫也在操控他的大脑。他决定对这一想法进行进一步探究，同事们都说他疯了，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直觉是正确的。
我觉得这或许可以解释我的一些奇怪行为，这些行为对我不利，但对需要前往新宿主的寄生虫有利。我有时会鲁莽地横穿马路，等到汽车鸣笛才跳到路边。后来我发现，感染了弓形虫的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是普通人的2.7倍。
实际上，我们发现，弓形虫会大大延缓人类的反应速度，从而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被感染的人们还表现出行为“不靠谱”的倾向。我们的男性实验对象甚至认为猫尿的味道令入愉悦。
对许多人来说，这一现象让人难以置信——就连我最开始也难以相信自己观察到的是真的。但事实就是如此。同时，由于弓形虫可能是每年数十万死亡案例背后的潜在原因，而且有可能与多起精神分裂症有关，所以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目前仍然没有研究出治愈弓形虫病的疗法。
我把文章寄给顶尖的期刊社以后，通常会被编辑直接回绝，他们甚至都没有仔细研读过这些文章。我还曾经说过达尔文的理论并不完全正确，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一一但当你发出这样的“有趣”言论，就有可能被人视为一个不严谨的科学家。如果我研究的是诸如分子间相互作用这样的课题，可能会更出名，但我就是喜欢没人研究的问题，而且我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十分满意。
吉尔·西曼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探寻将现代医学带给苦难深重的南苏丹人的有效方法。1989年她到达那里时，非洲正爆发史上最严重的一场传染病灾害，是一种叫做黑热病的热带疾病，同时那里还发生着残酷的内战。今天战争已经结束，南苏丹宣布独立，疫病逐渐退去，但这个已经成为西曼第二故乡的地区仍然深受暴力、疾病以及可能是最严重的因素一一恐惧感的戕害。
当时该地区超过半数的人都已经死亡。有些村子里一个活人都没有了，到处是大火烧过的灰烬，走着路就会踩到尸骨，但一个人都没有，一片静寂、恐怖、令人震惊的景象。
黑热病是通过白蚙叮咬传染的，可引起发热、消瘦、脾肿大等症状，数周之后，病人会死亡。1989年我随无国界医生组织来到南苏丹时野地里的病患都无人照料，因此我们在一座土房子里展开研究，从而为病人们提供高科技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我们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冲着这个目的来的，时至今天仍旧如此。
还没有。很难将这场疫病与现在的情况相比，因为现在那里有了医疗保健设施。但就在最近三年里，又爆发了一场黑热病。去年我们接诊了2500个病人，这个数目可不小。
我不是个冒险的人，我是个严谨的人。我对医疗事业和苏丹这个地方怀有热情。我可以告诉你很多骇人的事，比如我们驻地北边挨着的一个镇子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几个小时内死了两百人。他们见人就开枪，连洗衣服的女人也不放过。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我来到这里的初衷。
问题在于，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冒险，大家都在冒险，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历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都明白，生命可能在转眼间流逝，但他们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快乐。而我可以接触数百万病人，并且可能帮到他们，还有比这更幸运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