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只对先生所提观点一百个不赞同。先生在两篇文章中分别从“时间阻隔”和“空间阻隔”两个角度论述了乡土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农村没有推行“文字下乡”的需要，原因是在“面对面的社群”中无需文字就可以很好的交流和生活，文字的使用不但无意义更有可能画蛇添足。先生的论据是在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中国农村，人们的生活是相对固定和封闭的，经验和文化的传承完全可以通过“口口相传”实现。看到这些，我心中却有无数个反驳的理由。我虽不赞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仍然相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字读书是帮助人们脑洞大开的重要途径。只因封闭无需识字其结果岂不是更加封闭。思来想去，感觉唯一能让我尚且接收书中观点的理由就是“时代不同，观念不同”。而先生在书中的观点也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探索性开拓。正如在84年图书重刊时先生所言，“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
然而，作为一部社会学著作，我认为《乡土中国》必有它的独特价值。所以再读，而细读之后确实让我眼前一亮，不得不感叹先生思想的前瞻性和观点的独特性。
诚然，在当代社会，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文字和文化学习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中国，文化学习是农村提高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然而，在40年代末期的中国，在那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背景下，农村文化普及或许真的没有土壤。所以，正如先生提出的结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而现在中国社会“基层变化”也正为“文字下乡”提供了条件，使“文字下乡”成为了必须。而先生在70年前提出如此观点真的是太有前瞻性。
先生的另一个观点是“......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这个观点的明智在于它提倡的是“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真正考虑到受众特点的教学才能使学习发挥最大的作用，而不只是局限于形式化的学习。由此推广到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考虑到不同国家学习者的不同特点的教学才是真正科学的教学。也许这就是汉语教学进一步国别化细化的需要。推而广之，对于我们自身的学习也是如此，真正适合我们、可以提高我们自身能力的学习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为了学习学习。
不禁感叹，一本小书却处处发人深思。这或许就是一本真正著作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