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一件小事可能进驻公众视野成为引爆舆情事件的导火索；一团糟的事情可能由于正确的引导，吃瓜群众安静离场……移动化联网时代的公共关系变得复杂多变，甚至“妖魔化”。
危机信息传播是指针对社会的危机现象和事件，如何利用媒介及其他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各种新媒体传播技术不断发展，使个体在危机信息传播中实现率高度介入，极大地改变了传播系统的障碍和隔阂，减少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信息传播“失衡”，但也使危机信息传播具有了新的特点。我们可以从移动互联网时代危机信息传播的特征、原因和应对措施来进行深入认识。
从传播实践来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危机信息传播具有以下特征：
1、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传统媒体环境下信息发布的主体是各级媒体单位，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尺度性等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设备的便捷性、开放性使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危机信息的发布者。网络上信息发布渠道多样且畅通，加大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加速了问题暴露的进程。
2、危机信息传播的规模扩大，危机反应时间减少
危机信息，特别是著名企业、公众人物或社会影响较大的危机事件，会通过手机、网络等迅速扩大到全国甚至全球。另外，网络媒体集体狂欢式的重复传播，也加速了危机规模的扩大。
3、危机的破坏性加强
移动互联网传播速度之快与匿名性带来的是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和信息免责。在吃瓜群众肆意的猜测和质疑之下，事件不断发酵，在这一场场真理与谣言的纠缠之中，非理性因素被无限的放大，从而使“质量危机”等迅速在不可控制的传播过程中演变为一种“公信危机”或“品牌危机”。
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这些特征形成的呢？
1、匿名社交反转媒体传播路径
美联航事件、周杰伦演唱会风波、杭州绿城千万豪宅纵火案……移动互联网发的今天，技术发展下的负效应数见不鲜，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远远超过想象。Web2.0时代，人人参与的公民新闻打破了传统的由平面媒体--网媒转载—微博微信的传播路径，信息传播所依托的介质改变，这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危机信息传播中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法则。形成了危机信息只要发生就会迅速传遍互联网，企业没有时间做出反应的局面。
2、“乌合之众”在危机信息传播中的影响力
如今，UGC时代公众通过移动客户端随时随地获取不同的信息，发表个人的意见，因此影响力的权重已经不是危机事件中唯一要素，在近期大规模扩散的事件中，如：杭州绿城千万豪宅纵火案。主要依靠“乌合之众”——那些具有真实职业、人际圈子与喜好的中产节节，他们对信息的敏感度高、数量庞大且难以控制，是危机信息传播的中坚力量。
3、群体传播失控，留言谣言肆起
根据奥尔波特的流言流通量公式R=I*A*U，集合行为事件重大，与人民利益相关度高，人们在危机事件面前充满恐惧，而此时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低，便会导致“群体极化行为”从而滋生大量流言谣言。比如6月底发生的杭州千万豪宅纵火案，信息源是受害者家人发出的微博信息，信息一发出，迅速引起网友围观，阴谋论肆起。伯克兰认为，在违反常规的“意外”中，人们更关注事故的责任人，容易吸引此事件舆论的讨论。再加上绿城对此事错误的危机公关及此类事件与公众的相关度非常高，使得该事件的网络舆论传，播时间异常持久，群体的关注度异常高。
4、跑偏的舆论话题干扰议题聚焦深入
各种热点扎堆的“搭便车”现象，干扰了核心议题的深入，舆论看似热闹，但真相依然原地踏步，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众的焦虑和情绪化，放大社会公众的非理性因素， 成为冲击力最强的发酵因素。
“妖魔化”的危机信息传播如何降服呢？
香农-韦弗模式提醒人们注意外界“噪音”对正常信息传播者造成的干扰，其存在可能会造成信源所发出的信息与信宿所接受的信息之间的差别，克别噪音的办法是重复发送重要的信息。突发事件曝发后，信息如果得不到相关政府部门、应急机构的控制引导，会因许多非权威媒体的介入而大范围地无序传播，并在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噪音的影响而失真。公众会由于恐惧心理的存在，在信息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从各种非权威传播媒体获取信息。为此，政府应制定信息监管法规，事实监控这些传媒发布的信息，同时第一时间把危机情况通报给公众；企业应用互联网思维进行舆情防御和监控，做好评级、分类、策略与应对，对舆论主动出击；公众应理性围观，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多渠道获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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