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束缚下的隐忍与屈服
——从思想角度看老舍作品中奴性人格形成原因
摘要：奴性人格主要表现为对被给予的，对自身有消极意义的事物的无原则的接受性。国民劣根性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国民的奴性，本文将通过分析老舍作品中的文化背景，从封建礼教的束缚、隐忍而知足的市民心态以及官本位思想三个方面来讨论国民“奴性”形成的原因。
作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先锋者，老舍总是对中国国民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他曾在作品中提到：“正如一切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都得退一步想。什么委屈都受过了，何必单在这一点上较真呢？”[1]这一句话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国民在遭受不公正待遇后反而释然的心态，明确指出了国民面对强权时懦弱而屈服的一面。同样作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先锋者，鲁迅曾在《南腔北调集·谚语》中表示：“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2]表现出受欺压者在欺压者面前尊严尽失，心安理得地接受欺压的心理。二者表现的便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核心，即所谓的奴性人格。中国国民并不是出生就携带奴性人格的，而是在高压的外部环境中产生心理扭曲，自身原本带有的抗争意识与反叛精神等棱角渐渐被磨平，从而对被给予的，对自身有消极意义的事物的无原则的接受，最终变成了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与附属品。
本文将通过分析老舍作品中的文化背景，从隐忍而知足的市民心态、墨守封建礼教的意识以及官本位思想三个方面来讨论国民“奴性”形成的原因。
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中以及混乱的社会状态下，国民便极度缺乏安全感，如此他们就极易形成一种隐忍而知足的心理，他们除活命和生活别无所求，强调安分守己、知足常乐为人最高的道德。这种想法破坏了人的积极个性，磨蚀着创造精神，阻碍着人们眼界的拓展，助长了封闭的心理。下面我们将从受压迫者对施压者产生的依赖心理以及“知足保和”心理两个方面探讨国民奴性形成的原因。
正如开头所写的，在封建社会压迫下产生的无疑只有两种人，即奴才与专制者。但是由于长期受到专制的迫害，连被压迫者也尽心尽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些有奴性的人一边被人压迫，一边又去压迫别人，如此社会便陷入了一种“吃人”与“被吃”的死循环。
《牛天赐传》户的老刘妈，在牛太太面前，她是弱者，只好尽态极妍讨好牛太太，久而久之这竟然成为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做奴才她就无法生活。主人视她为“走狗”，她也自愿为“走狗”。[3]她在面对自己的主人时尽态极妍，为了展现自己的忠心无所不用其极，千方百计地讨主人欢心。只要牛太太用她，将她当奴才对待，她便很是高兴。同时，她拒绝分享做牛太太奴才的“权利”，面对弱者她就使劲压迫，不留活路。对待其他的下人她百般排挤，用尽所有诡计。她不仅将纪妈狠狠地踩在脚下，还帮助太太欺负老爷。老舍捕捉了这一心理，用夸张深刻的笔墨描写了封建社会弱者在强者欺压下发生异变的一种心理，即受虐者对施虐者产生爱慕和依赖心理，真是触目惊心。
此外，老舍在《四世同堂》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在混乱年代背景下小胡同里的人知足常乐、能忍则忍的心理以及生存状态。祁老太爷是北平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渗透着浓重的传统色彩。作品中的祁老太爷谨奉“知足保和”的古训。他在面对这样一场严重的民族战争时依旧不慌不忙，“存着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4]他这种明哲保身，安于现状的个性决定他就算遇见民族的敌人时也会敞开大门欢迎他们，祁老太爷说:“什么时候咱们北平人也不能忘了礼，即使是日本侦探上门骚扰，也极客气地请哥儿们喝茶”。[5]在冠晓荷、祁瑞丰等汉奸失意落魄时，小羊圈居民还热情地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希望以此来打动他们，为自身的安全更添一层保障。可他们这样做却恰恰适得其反，让汉奸们认为他们是极其好欺负的小市民，因此遭到了更加凶残而暴力的欺辱。祁老太爷自认为正确的“知足保和”思想，最终葬送了自己。
而《骆驼祥子》之中的祥子亦是如此，他只是一个年轻力壮的普通的拉车夫，辛辛苦苦攒钱只为了买一辆车，做独立的劳动者。但祥子的安分守己以及对待强权的态度太过于软弱，导致他第一次用三年的血汗钱换来的车被军阀的乱兵抢走，第二次他还没攒足的买车的钱就被孙侦探敲诈走，即是如此，祥子还是保持着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丝毫不敢反抗。从祥子与虎妞结婚的经历也可以看出祥子骨子里带有的软弱性和奴性，祥子想取个年轻力壮、吃得了苦的姑娘的愿望在被虎妞骗上床后落了空，祥子对虎妞又恨又惧，恨不得掐死她。却因害怕虎妞家的势力而最终选择了屈服，甚至最后心安理得幻想起来，认为“只要有个家庭、有个孩子也是蛮好的，生活再苦也不会空。”[6]
封建礼教是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工具，是人际关系的准则，同样也是束缚国民，以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封建礼教为国民的思想设置了无形的枷锁，使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逐步丧失了作为自由个体的独立性，沦为封建社会完美的附属品。下面我们将从宗法观念以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枷锁两个方面分析国民奴性心理形成的原因。
封建礼教首先体现为宗法观念，即以血缘为纽带的个人、家庭、国家自下而上的从属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强调整体的至上性和个体对整体的服从性，带来了抹杀个性、安时守分、奴性自卑的依附心理。老舍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作品中着力刻画北平市民的病态而保守的家庭观念。《离婚》是老舍反映宗法观念最典型的作品，作品以当时北平财政所小职员老李等一伙人被卷入“离婚”风潮的故事为线索，展现了一部部闹剧，结果书中的人物因为受传统宗法观念以及旧社会礼教的影响，谁都没有离成婚，展现了旧市民阶层因懦弱无法冲破封建礼教的尴尬和可悲。作品中的张大哥便是封建宗法观念的绝对拥护者，他一生都在“作媒人和反对离婚”。[7]其同事老李的婚姻十分不幸，早就名存实亡，可老张还是劝他凑合过日子。张大哥认为离婚即是对家庭关系的破坏，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是不符合封建礼教的，是有愧于国家的，结婚即是一种非正统的行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大哥不仅是在“好心”地维护家庭关系，他更注重维护一种宗法观念，这无形中给自己和他人都套上了无形的枷锁，束缚了人作为个体的自由，让他们成为了成了操劳一生只为社会和家庭而活的奴才。
此外，封建礼教还体现在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上。朱熹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8]这一观点。人额外的欲求都是应该被消灭的，人应该通过格物致知获取“理”，这一“理”便代表着三纲五常，浅一点可以说它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深一点可以说它是灭绝人性的利器。三纲五常要求人们屈服于传统社会道德规范，抹杀一切自身额外的欲望。《离婚》中的老李早已对自己的婚姻失望，内心迷恋着马少奶奶，但是由于他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老婆，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束缚还害怕他人异样的目光。因此，每当他面对马少奶奶时，便会畏畏缩缩，任何话到了嘴边都难以启齿。书中曾这样写“老李的羞愧胜过了失望。当她再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等她过去，狠命地看她的背影。……她进了屋中，他的心极难堪地极后悔地落下去，未泄出的勇气自行消散，只剩下腿哆嗦。”[9]老李在情感的折磨中反而恼羞成怒，认为“她（马少奶奶）与千千万万的妇女一样的可怜。东屋的（马少奶奶）——也不再想，她也不值得一顾，一片烧焦草原上的一颗草。”[10]而马少奶奶亦是如此，她和丈夫吵架，心中对婚姻的热情早已冷却，然而离婚对于她一个妇道人家来说是不道德的行为，是令人不齿的。于是她只有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最终屈从于丈夫，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学而优则仕”等观念也促进了国民奴性人格的发展。“学而优则仕这一理念把当官作为求学的目的,甚至作为人生的价值标准”。[11]古时国民用官阶的高低评价人生的成就，做官则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权力成为图腾,这就是所谓的官本位意识。[12]为了做官，国民往往不择手段、不顾尊严地和官场中人打交道，甚至有的从商后富裕的富豪也会在积累一定资金后贿赂官员走上仕途。官本位在人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等级制度，使一切上级对下级不公的待遇和统治都变得合理，下级只有顺从上级才会晋升官阶，才会使自己的仕途走的更远，这种意识无疑进一步将国民奴性人格表现到极致。下面我们将从现实的阿谀奉承以及虚幻的心理安慰两方面分析老舍作品中人物体现的官本位思想。
《四世同堂》中的冠晓荷便对出仕有着极其强烈的欲望，他遗忘了自己民族正在遭受的践踏与屈辱，遗忘了自身骨子里流淌着的血液，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社会等级再上升一层，他居然将晋升的希望放在了日本人身上。冠晓荷想讨好日本人，可文人的面子又让他觉得进退两难。因此，他用尽各种方法以求得到日本人的注意力，他时常向他们送礼、恭维，来引起他们好感，通过说这是“北平的风度”[13]来隐藏他想讨好日本人的丑恶行径。同时，他企图卖弄一些琴棋书画的风雅，以此来引起日本人注意力，渴望着有一天能通过日本人达成自己做官的愿望，却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奴才，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为他们的喜好而活，早已失去了自己的尊严。
做官已经从一中简单的寻求权力和保护的心态变成了社会上人人都想实现的理想，然而最后能当上官的人数毕竟为少数，大部分普通民众是无法成功当官的，这个时候虚幻的心理和扭曲的虚荣便显露的确凿无疑。无论是真的官员还是普通群众，都会讲究一种官派作风。他们为了做官，不论是社会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会大摆宴席，向他们大送豪礼，以表现自己对他们的爱慕与崇敬之心。即使普通的市民为了讨好官僚或是日本人，他们为了请人吃饭甚至会赊账和负债。老舍在其作品中写出了市民阶层为做官展现出的各种丑恶嘴脸以及奴姓十足的行径，揭露了国民为了往上攀登做出巨大的屈服以及尊严的舍弃，让我们读过后直冒冷汗。
总的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国民的奴性人格并非其生来就有，而是由于封建社会各类思想的束缚或是他们不敢冲破思想牢笼的胆怯心理所导致的。他们为了活命，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作出改变与屈服，无原则地接受对他们消极的事物，最终内化为他们心中的奴性。国民奴性人格可唉可叹可深思，对当今社会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老舍，《四世同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00年版
【3】老舍，《牛天赐传》，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
【4】老舍，《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5】《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8。
【6】鲁迅，《南腔北调集·谚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7】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华书局，1989年版。
【9】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版。
【10】王煜，《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国民性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柳昌清，《中国国民性偏失与宗法、专制制度的形成》，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版 。
【12】谢亮，《“历史叙事”与政治秩序建构中的“自由”困境》，政治学研究，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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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00：156
[2] 鲁迅，《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97
[3] 老舍，《牛天赐传》，文汇出版社，2009:56
[4] 老舍，《四世同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22
[5] 老舍，《四世同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6
[6] 老舍，《骆驼祥子》，南海出版公司，2010:289
[7] 老舍，《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243
[8]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8：45
[9] 老舍，《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259
[10] 老舍，《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303
[11] 王煜，《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国民性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2
[12] 王煜，《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国民性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3
[13] 老舍，《四世同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56
